总有别名
上高中以后，我有了个很不错的外号——“知识分子”。
那时我戴一副度数不深的琇琅近视镜，清瘦、苍白，脸上有几粒淡淡的雀斑，唇上无须，黄发稀疏，“知识分子”之称谓，把一个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的我，形容的极为神似。说来怪哉，这外号还是班主任罗英起的。
我所在的班级是勉强凑合起来的，在全年级排第十，全班一五十几人，是集体排外者，一致反对学英语，所以未来的出路是与大学不沾边的。但即便是大中专或卫校、警校、体校、煤校，也不是我们所奢望的，所以，三分自卑自嘲以外，倒反衬出七分无拘无束和自在逍遥的惬意。班主任老师大学本科毕业，教代数，年近五十，方脸赤面，底气十足。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准以为是个须眉男子。她不苟言笑，诚恳认真，大家都觉着她教我们，是亏了。同学们背地里称她“太上老君”，当面时不叫，偶尔被她听了去。她也假装没有听见。
那是，我们班的外号满天飞，什么“眯眯眼”、“大头”、“胡传魁”、“阿庆嫂”、“长发妹”、“导演”、“老太太”、“猴儿”、“日本鬼子”，简直不胜枚举。刚开始，我以孤僻独处，我行我素往来于学校和家庭。有次上课，老师突然施行“清乡辟野”，搜缴了十多本课外读物，什么《外国推理小说选》、《十月》、《星星诗刊》、《源氏物语》等，一多半上面盖有我私人藏书的名章，老师气愤地罚我买了两把新扫帚，然后将我们的卫生分担区——教职员工厕所，从里到外打扫干净。
体育课和语文课是我们顶喜欢的。前者比较随便，多半是男生玩足球，女生玩排球。我同桌“铁脚”是体委，踢起球来，不是指责这个，就是诋毁那个，弄得“老太太”、“阿庆嫂”们心有余悸。我的任务一般是看护衣服和鞋，两种气味交织而来，常常令我头昏目晕。有回自告奋勇把守球门，不料“铁脚”一个凌空飞射，把我的镜片撞碎，幸好没伤到眼球。为此“铁脚”三天没吃午饭，往里搭了十多块钱。至于语文课，经常是变严肃为诙谐，甚至有点类似相声专场，语文老师阴阳怪气，妙语连珠，一些同学随声应和，举一反三，轰堂的大笑和嘁喳的说话声，把整条走廊都弄得如悬半空。几乎所有的老师和领导都认定我们十班是没有救啦。
高中3年下来，全学校的教学演示公开课，一回也没轮到我们班。
十班也有十班的光荣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学校进行救灾捐款，我们班捐献的钱款衣物最多，“猴儿”和“导演”甚至要准备全校性的义演，由于诸多原因而未能实施。学校举行钢笔书法比赛，“眯眯眼”和“老太太”荣登榜首，只是领奖品后，二人拒绝将自己的大作公开展览于正厅。临近毕业时，风传要“开展支援边疆、进军大西北”的行动，我们班近半数人递交了请愿书，直至团市委派人查实，才将高涨的革命激情扼杀于谣言初发的阶段。一向温顺的“长发妹”，为铭其耻，在左腕用铅笔刀刻下寸长的血口。如果别班的某人，很鄙视地就出：“啧，你们十班……”的话来，那么多半是自找没趣了。十班最不缺少的是团结。被人通称“知识分子”的我，也有骄傲的回忆。那次开班会，我以一纸万言长书，上呈校党委、团委，陈述我们班的各项努力受到冷漠和轻视，可谓慷慨激昂，一语中的，着实在全校两千名师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。全班同学加上罗英老师每每点着我的名号向人炫耀，咱班的“知识分子”。
别人的预言大抵上应验了，我们班没有一人考取大学。当然不能把“铁脚”和“老巫”的体校以及“长发妹”的美院，“老太太”的警校在内。
在6年以后的一次聚会上，当话题谈及到各人的现状时，却也暴出一片唏嘘之声。“猴儿”现在已是本市最年轻、最英俊的电视节目主持人，不久即将赴京，参加全国“金话筒”邀请赛。“大头”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，身兼个体协会副会长以及经理、理事数职。“眼镜”在家待业期间，自修了中文专科和本科，现在一家国营大企业担任团委书记。“日本鬼子”一个人下广州跑深圳，据说真的和日本亲属挂上了钩，已经弄到了日本国民身份证。至于“知识分子”吗，以斯人的笔名出了两本诗集，发了十几万字的作品，成为作协会员，仍笔耕不辍，殚精竭虑，愈发清瘦、苍白，比知识分子更知识分子啦。
某日，我正徜徉于街心，一个潇洒男士突然当街拦住我，细一端详，不是高中时的“和尚”是谁？他一口一句“知识分子”，仿佛把往昔的岁月浮去一般招了回来，胸中顿生暖流。“和尚”的名片上印了许多外文，现在已是一名翻译了。等他钻入地下通道，我才愕然击顶，嘿，戴了假发的“和尚”到底叫什么来着？
学生时代的事如水般流逝而忘却了，但有一些东西是时光所带不走的，那也许是一种美丽的真诚吧。我说不清楚。
文/秋心
